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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在家翻书，读到谷林《上水船甲集》中一篇题为《两亿字的指标》的文章。作者从胡耀邦同志对中青年干部讲话时提出“阅读两亿字的书”这个指标说开去，提倡多读书。 文章的开头，作者为我们算了一笔账。两亿字的书，究竟有多少本书？读这么多书，该多少年月？ “两亿字的书，按照每本十万字统扯，实计二千本。十万字本的书，按通行的开本（三十二开本）常用字号（五号字）排印，约计一百六十面。按一般的阅读速度说，人们一小时大概可读二十多面。如果每天阅读一小时，一百六十多面的书一星期可以读完。每星期读一本十万字的书，一年读完五十本，四十年就是二千本，合计两亿字！” 两亿字，初听起来，这个数字很吓人。但作者又说：“实际上，一个人的读书岁月不止四十年，每天阅读的时间常常可以多于一小时，阅读的速度也可能快一点（有些书也只须粗读、略读）。”只要养成阅读习惯，并坚持下去，“大家都有可能超额完成这个两亿字的指标”。 谷林的这篇文章发表于一九八二年第十一期《读书》杂志。那个时候，人们求知若渴的程度远甚于今，而汲取知识和信息的渠道较今日单一。现在，人们可以从互联网，可以从各种讲座，可以从手机，甚至可以从朋友聚会中获取五花八门的信息和对自己有益的知识。 套用一句话，读书不是万能的，但不读书是万万不能的。所以，谷林也说：“仅仅读书是不够的。但是疏远书显然是很大的不幸，读书确实是增长学养不可或缺的一种多快好省的重要手段。”从目前互联网、手机等载体的情况来看，书上而得的知识也较严谨和可靠。 那么，现在我们该读哪些书，特别是生活工作在温州的党员干部、公务员要读些什么书？以我浅见，觉得可读四方面的书： 一是有关温州的书。温州是一座创业之城，又是一座文化之城。它不仅以商名蜚声海内外，而且有深厚的文化底蕴。了解温州，是爱乡敬乡的一种表现。在温州生活工作，既要知道当代温州人所作所为，也要了解过去温州人走过的路。有传承，才有发展。研究历史，才能更好地为当下和将来服务。        二是有关世界发展趋势的书。“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读书并不意味着埋头故纸堆。当今世界千变万幻，发展之快前所未有。所谓科学发展，重在“科学”两字。都说温州的建设，小里小气、小打小闹。因此，更应在“科学”两字上做文章，下功夫。看看外面的世界如何发展，才会有更广阔的视野。        三是有关个人专业的书。对待工作，我们都应有点专业精神。时下，专业精神错位甚至缺失问题严重。所以，要加强再教育、再学习。从事企业管理工作的，要读点经济方面的书；从事文化工作的，要读点创意方面的书；从事生产工作的，要读点技术方面的书。惟有不断提高专业技能，才不至落伍、不被淘汰。立足本职工作，求发展，求进步，是对社会最大的贡献。        四是有关个人兴趣的书。 “人无癖不可与之交，以其无深情也。”人总要有点兴趣爱好。工作要做好，生活也要过好。有一个兴趣爱好，如琴棋书画、花鸟虫鱼，可修身养性，如果能从个人兴趣爱好入手，读一些有关书籍，深入钻研，提高人文素养，那就更好了。培根说过：“学问变化气质”。如果读书如同呼吸一样自然，那么生活将会更美好。   2010-2-20

2010年1月13日          早接到卢礼阳电话，说林损集校样已到馆，要我核对下辑录的“名人日记中的林损”。中午前去市图取，说起《瓯风》，请予支持。告之我的想法：栏目宽泛为好，便于收纳；一年一期，在于坚持，质量取胜；平衡起见，不设编委会，可设栏目主持人制，灵活机动；提高稿费，不以赢利目的，但不亏损。        下午收到台湾丁丁书店所邮几书，离下单差不多一月，款已记上年账目。朱镜宙《梦痕记》上下册，乐清朱氏詠莪堂印行，价不菲，惜上册为中华民瑞脑消金兽国六十二年十一月三版，下册为中华民瑞脑消金兽国六十七年六月修订版，其初版为中华民瑞脑消金兽国五十九年三月，下单时未见具体说明，留言网站；张清钟《古诗十九首汇说赏析与研究》，台湾商务印书馆一九九八年十月初版四印，内录伍叔傥评点；林文月译《源氏物语》第一册，洪范书店二○○七年四月初版五印，好几年前香港宜小米曾赠我《源氏物语》第二、三、四册，一直没有机会配齐，此次一并订购。 2010年1月15日       早上江慎过访，送代购“凤凰读书文丛”毛边本六种，含子聪编著《开卷闲话五编》、《吕剑诗文别集》、徐雁《秋禾行旅记》、赵萝蕤《读书生活散札》、朱健《野坡散记》、《谷林书简》。附夹藏书票，设计可爱。最喜《读书生活散札》、《谷林书简》。卢礼阳、张炳勋与谷林通信，未收。张与谷林通信，是卢介绍。卢早在报社上班时就与谷有联系，有眼光。一起午餐，同去公园路书城，江慎购《蓬屋诗存》、《作家的隐丝》、《茶店说书》、《尔乔留给世界的》四书。我买《吴虞和他生活的的民瑞脑消金兽国时代》一册。

“我的大哥有写作狂。”在弟弟缪天华笔下，缪天瑞是一位很喜爱写作的人，甚至有点痴迷和偏执。   缪氏是瑞安望族。缪氏兄弟的祖父缪寿枢是位开明乡绅，与孙衣言、孙锵鸣多有交往。他乐善好施，修桥筑路办学，颇有口碑。清末民初，瑞安这个小地方很跟得上时代潮流，许多人到海外留学。缪寿枢也把两个儿子送去日本学医。到他的孙一代，出了好几个在国内有影响的人物。缪天荣乃医界眼科权威，缪天成是中国硫酸工业的代表人物，缪天瑞系音乐理论泰斗，缪天华长于文学创作。   天瑞、天华兄弟幼年丧父，祖父和叔父在他们幼年教育中起了重要作用。祖父爱好音乐，喜吹洞箫，曾组织业余乐手在家合奏丝竹，这或多或少对少年缪天瑞产生了影响。小学时，又碰到一位很好的音乐老师，更起了启蒙作用。给梅兰芳拉琴的郑剑西教过他京胡，还送了一把琴。所以，当叔父问他，将来要考哪个大学，喜欢哪一个科？他回答：要学音乐，报考艺术大学。   中学毕业后，缪天瑞如愿考到上海艺术师范大学音乐科，师从吴梦非、丰子恺等，主修钢琴。也就是从那时候起，缪天瑞一有空就趴在书桌前，开始翻译音乐理论作品了。有一天，缪天华问哥哥：“大哥，我看你整天都伏在案头写着，写着，你准知道将来会有哪家书店肯把这些都印出来吗？”缪天瑞说：“只要我的翻译能做到正确，文字流利，我想总有书店愿意出版的呀。”１９２９年，他翻译的第一部作品《钢琴弹奏的基本方法》出版。   １９２６年，大学毕业的缪天瑞回乡当了一名音乐教员。后与同学创办温州艺术学院。但只一年，因债务问题，温州艺术学院便停办了。而后，他辗转上海、武昌、南昌、温州、重庆等地从事音乐教学。１９４３年，应国立福建音乐专科学校之邀，任该校教务主任并教授和声、对位、曲式等课程。因为缺乏教材，缪天瑞把美国该丘斯作品逐一翻译出来应教学之需。这些作品一九四九年前后陆续由万叶书店出版发行。万叶书店是由缪天瑞的好友钱君匋等人创办，主要出版艺术类图书，特别是以出版音乐类书籍闻名。现在，旧书店里最常见缪的译作老版本就是万叶版的。   缪天华毕业于中国公学，在哥哥的影响下，亦从事教育工作，并走上了文艺创作之路。缪天瑞在江西推行音乐教育委员会任职的时候，怕弟弟在家懒散，便拉他到南昌一起工作。之后，在国立福建音乐专科学校共事，缪天华教中国文学课程。   解放前夕，吕骥请示周扬，请在台湾的缪天瑞、马思聪等回大陆服务。但缪天华却阴差阳错去了台湾。从此，兄弟俩隔海相望，失去了联系。直到１９８６年秋，缪天华通过缪天瑞在日本留学的孙女与哥哥有了书信往来。１９９２年，阔别四十多年的缪氏兄弟重逢于北京。   缪天瑞一生著译编辑的书刊有三十多种，称得上著作等身。九十多岁高龄，依然笔耕不辍。音乐理论学者张振涛评价说，缪先生的名字首先是与“律学”永远联系在一起的。其次，他主编的《中国音乐词典》、《音乐百科词典》，改变了二十世纪中国人无处查找音乐术语概念，特别是中国音乐知识的状况，使人们渴望拥有自己国家音乐词典的梦想成为现实，是中国音乐界第一批权威工具书。他翻译的该丘斯系列作品，为中国作曲技术理论的逐步成熟和广泛传播奠定了基础，影响了几代学人。   对于我们这些音乐门外汉来讲，缪天瑞的作品读来当然是难啃不易咽了。所以，我只得一部他的成名作之一《对位法》签赠本便知足了。相反，我从台湾的旧书店邮购了数部缪天华的散文集。缪天华的文章大多属抒情、怀人之类，我得几部中以为《桑树下》最能打动读者。是书记录了他“耳闻眼见”的文坛逸事，《粉笔灰》记沈从文、梁实秋、郁达夫、赵景深、李叔同、赵元任等名教授的板书情形；《吴淞江畔》写了马君武、胡东篱把酒黄昏后适、施蛰存、郑振铎、陆侃如、李青崖；《林语堂的中文程度》反驳了一些人对林语堂中文程度不过如此的质疑；《鲁迅作品虚与实》，从鲁迅作品中寻找周氏兄弟的点滴……行文自然淳朴，清淡中别有风味。   网上有一本缪天瑞签名送给李元庆的《律学》，我以为比较珍贵。一是《律学》是奠定缪天瑞在音乐界地位的著作。二是缪氏兄弟与李元庆的关系非同寻常。缪天瑞在江西音教会时，与李元庆同在管弦乐队。解放后，缪天瑞与李元庆、杨荫浏一道为中央音乐学院、中央音乐研究所的创办发展呕心沥血，同甘共苦。而缪天华在音教会，与李元庆最相契。他把一些英文歌曲翻译成中文，让李元庆谱曲，并陆续在《音乐教育》上刊登。缪天华用的是“天华”的笔名，很多人还以为是刘天华的大作呢。一次，缪天华在课堂上指着旧杂志上的一首《小夜曲》说：“这是我翻译的。”一个女生笑着说：“老师，别吹牛，这是刘天华译的呀。”这让缪天华得意了许久。   我想，如果哪位书友得到这本签名本，又知道这段轶事，一定会更为宝之的。   深圳晚报2009-11-27

中国历代私家藏书的命运，大抵难逃水火之灾、战乱兵燹、政治禁毁、子孙不肖之途，能保留下来寥寥无几。稍好点的算是捐献归公，让更多的人利用。这也不失为私家藏书的另一种圆满。        瑞安玉海楼自不例外。一九四七年后，孙氏后人分批将孙衣言、孙诒让藏书的大部分捐献给浙江大学图书馆、温州市图书馆、浙江省图书馆、北京图书馆。此举与孙衣言在《玉海楼藏书记》中所展示的大度也相一致：“乡里后生，有读书之才，读书之志，而能无谬我约，皆可以就我庐，读我书。天下之宝，我固不欲为一家之储也。” 玉海楼藏书中的手稿本和手校本，大多归浙江大学图书馆收藏。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起，该校雪克教授对此进行移录与整理。八十年代，由齐鲁书社陆续出版。但目前所见，最早开始整理的是孙诒让的外孙洪焕椿。 我曾偶得一本浙江学报第一卷第一期单行本《四库全书简明目录笺迻》，一九四七年刊行，是洪焕椿将孙诒让所藏《四库全书简明目录》上朱墨标注整理而成。卷末有整理者言：“瑞安孙氏玉海楼藏先外王父籀庼征君手校钞本四库全书简明目录二十卷，十册。首册首叶钤有‘逊学斋考藏图籍’朱文方印，第三叶目录行下，有朱笔‘仁和邵懿辰校注’七字，系先外王父所手加。卷一首叶，钤有‘仲颂’及‘瑞安孙仲客（容）斠读四部群书之印’大小两朱文方印。册中各目之眉端，先外王父详加笺注，蝇头细字，朱墨纷然。各卷尾间，缀短跋数则，为二十四五岁之笔；而眉上则又（有）萧敬孚、谭仲修、王子常、杨定夫诸家识记，第十册末叶有‘中容’二字小方印，亦朱文也。案此书已有邵氏家刻本，署‘四库简明目录标注’盖据山阴胡氏所弃别帙，校勘其家藏稿，而‘标注’二字，系付刊时所追加者。焕椿曩曾取邵刻与玉海楼本对读，颇有足以互资补充之处，而刻本中所见某氏条注，实多先外王父校语。邵氏既尝从玉海楼本传录，而未记系何人笔，刻时又未取玉海楼本复勘，故遂不能不阙疑耳。今邵刻风行已久，而此校本世尚罕见，今为辑录，或可供留心斯学者之参考也。民瑞脑消金兽国三十六年九月，外孙洪焕椿谨识于杭州西湖浙江通志馆。” 瑞安俞海新著《孙诒让传论》，附录有《孙诒让著作及主要版本》及《百年来孙诒让研究之回顾》、《孙诒让研究论文分类辑目》，未见举此单行本。我所藏为签赠本，上题：“亚新先生惠存，弟洪焕椿敬赠，三十七，三。”并盖有朱文印。亚新先生姓钱，专于图书馆学及目录学。书上有获赠者印章三枚，分别钤于卷首和卷末。洪焕椿的毛笔小字和钱亚新的藏印，看起来都很雅致。 孙诒让育有九子二女，长女早殇，次女名瑜，适瑞安洪锦波。一九二○年夏，洪焕椿出生时，孙诒让已离世十二年。提携洪焕椿在学术道路上成长的，乃其舅父孙延钊。但毫无疑问，外祖父孙诒让给了他深远的影响。        洪焕椿在瑞安念完小学和初中，孙延钊便把洪焕椿带到温州，让他改在温州中学读书，那时候，孙延钊正担任籀园图书馆馆长。这个图书馆是为纪念孙诒让而创办的。洪焕椿经常到图书馆，读教科书以外的书籍，并在孙延钊的启发下，对文史产生了浓厚兴趣。高中毕业后，洪焕椿非常想到大学深造。无奈，战火阻断了他的求学路。杭州的浙江大学已内迁，家人又不愿他单身到内地读书。刚巧，孙延钊被聘为浙江省立图书馆馆长。就又把他带在身边，让他一边工作，一边读书，等待机会，再进大学。        洪焕椿在浙江图书馆工作了四年，从普通馆员升至研究辅导部主任。他后来回忆道：“两脚踏进了图书馆的门槛，我被包围在书城之中。我想：能在书的海洋里驰骋，这是多么的幸运呀。在舅父的指点下，我尝到了读书的无穷乐趣。我自问：难道大学里还有比这里更为自由自在地饱尝读书之乐吗？”        这期间，洪焕椿撰写了数篇读书心得，发表在顾颉刚、赵万里等人主编的报刊上，并取薛钟斗、宋慈抱、朱芳圃三人所编孙诒让年谱，修订成《孙籀公年谱三编合校录》。一九四四年，开明书店还出版了一部他的《怎么利用图书馆》一书。此书很是畅销，印了一万多册。        一九四六年，孙延钊受聘任浙江通志馆总纂，洪焕椿被聘为分纂。时任通志馆馆长余绍宋，是著名方志学家、画家，对洪焕椿时有指点。且在通志馆工作的大多是年长的学者，这使洪焕椿有了很多学习的机会。他后来说，在浙江图书馆工作的四年多，等于补了四年的大学文科；在浙江通志馆的三年，实际上是当了三年文科研究生。此时，洪焕椿学识大长，《杭州地理掌故著述考》、《孙诒让先生的生平及学术贡献》、《明清浙江之三大书院》等论文颇见才华，并为他后来完成《浙江地方志考录》奠定了扎实基础。是书后来经修订为《浙江方志考》，系洪焕椿的代表作。        洪焕椿整理外祖父的遗著、完成《孙籀公年谱三编合校录》、作《孙诒让先生的生平及学术贡献》等论文；一九八二年又编写《浙江文献丛考》一书，以纪念其外祖父生平整理地方文献所付出的辛勤劳动。这些都足以印证前述孙诒让给予洪焕椿的影响。洪氏的学术地位自然不能与其外祖相等论，但他在明清史，特别在方志学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也颇能一提，算是孙家孙辈中有出息的一个。就延续书香而言，亦不辜负祖上的期望。 2009-10-15

沈迦新著《普通人——甲乙堂收藏札记》由山东画报出版社出版了。     我在书上挂了个“策划”的名。不仅是因为所收文章大多数经我编辑曾在《温州瞭望》杂志上刊发，后来又是我鼓动他结集出版，并当了回版权代理人推荐给出版社，最终获山东画报出版社认可。而且我请朋友精心设计，做成样书，象模象样打印出来。学者朱学勤曾见，叹为惊艳：“书香氤氲，十分喜欢。”此版式后虽未被出版社选用，但于此书版本来说不失为一段佳话。 沈太太校读的《普通人》一书大样就是我所做的“民间版本”。她读烦了，便从案头拿董桥的一本新书来翻，翻后对沈迦说：“与董桥的文章比，你真是普通人啊！”——此事记在甲乙堂笔记，编为《普通人》代序。     我想，这个看法不仅仅是沈太太的。近年来，有关收藏类的文章趋热。董桥的《小风景》、《故事》、《今朝风日好》、《绝人比黄花瘦色》等书是很多出版商和作者追求的目标。董桥的文章妙，藏品精，作品集也是一件艺术品。董桥经历非常人可比，书读的多，交往也广，收藏故事，娓娓道来，堪称正史之外的逸史。     而沈迦收藏札记的最大特色同样是有故事，是有他自己与藏品的故事。这是沈迦一直主张的。他曾和我谈及当今文史文章写作的趋势：“随着网络搜索技术的发达，单从书上找资料拼凑成文的文章，其生命力将越来越短。”旧时文人写文章，旁征博引，是要看很多书的，有些书你看不到，他写出来的文章就显得稀奇，而现在什么文章都上网了，搜搜就有，如果还是这么样写文章做学问，还有什么独到呢？因此，沈迦所写必有其故事，访古探幽，拜访当事人及其后人和知情人，掌握第一手材料。     比如他写藏在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的“蒲坂藏书”，找到了当年为该校收藏此批古籍的经办人何炳棣教授，以及研究南州书楼的高炳礼。写日月楼中丰子恺，寻访其旧居，拜访丰子恺的女儿丰一吟，并有幸亲见“日月楼”真迹……文章因此多了细节，作者人生经历也丰富了一段。     沈迦善讲故事，讲普通人的故事。他没有把这些名人当神来供奉。他认为，这些曾经辉煌一时的人，首先是普通人，他们和我们一样，有七情六欲，有喜怒哀乐，有壮举，也有卑贱。在大历史的洪流前面，个人何其渺小。沈迦把故事置于大历史，正如《普通人》扉页所题：“个人的命运往往比宏大的历史更引人入胜……” 书中讲到南浔庞家故事，曾何其显赫，又何其没落，在“地动山摇”的年代，个人的未来如何还能说“把握”。其起伏跌宕，正如作者所感：“阳光很新，世界很旧；生命很轻，命运很重。”     因为当时这些文章发表在温州的杂志，所以我和他说，要写点带点地方色彩故事。恰恰这也成了《普通人》的一个特色，让那些隐于大历史后面的小人物或鲜为人知的名人走向了台前，而对地方史研究来说，亦是有益补充。 但沈迦自谦这些文章写的四不像，既不像书画鉴赏文章，又不像收藏过程记趣。然而，在我看来，这正是他的文章可读之处。“画外之事”才是有趣味的。他讲吴湖帆和潘静淑的“悲欢离合”，述徐悲鸿和孙多慈的“爱恨情仇”，是乱世里一段段真情流露；他写张謇的“儒商情怀”，说叶恭绰的“长袖善舞”，是颂扬一代文人的国家信念；他谈沈曾植的“一声叹息”，聊曹汝霖的“写字功夫”，是感慨历史的捉弄…… 说到底，也许“他们算不上惊天动地的人物，但又不是寻常意义的普通人”。 他们是普通人，但又不普通。 (南方都市报11月15日已刊,删去开头)  

二○○八年七月，我在网上一家东北书店看到新上了一本苏渊雷的《钵水文约》，书中有多处原藏者批改删涂之迹，因苏渊雷先生曾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在黑龙江生活，店主疑是作者亲笔，故而定了比普通书略高的售价。《钵水文约》是苏渊雷先生的自编文集，收录文章二十六篇，分三卷，写作时间最早的一篇是一九二六年的《雁荡山游记》，最晚的一篇是一九四七年的《家母六十寿启》，由自办的出版社钵水斋于民瑞脑消金兽国三十六年八月初版。是书较少见，而我又只藏有苏著《宋莫道不消魂平子评传》及其编辑的《学思文粹》，便毫不迟疑买了下来。 收到书一看，发现原藏者批改删涂有二百三十来处，均为毛笔所写，或改写，或注明整段删除，或勘误，或修改标点，或调整词序，涉及《文化综合论》、《论哲学之战斗性与实践性》、《与张季同书》、《诗与唯物论之合抱》、《广圣哲画象记》、《宋莫道不消魂平子先生之生平与思想》、《论我国学术发展之新途径》、《听鹃集序》等七篇文章。其中修订最多的是首篇《文化综合论》，有一百六十多处；其次为《宋莫道不消魂平子先生之生平与思想》，有二十多处；《论哲学之战斗性与实践性》、《诗与唯物论之合抱》、《听鹃集序》，有十多处；余三篇只一处。 所改基本上是为了与解放后的提法相适，如《文化综合论》一文几处，“在历史上采得好花酿成好蜜的，颇不乏先例。个人的代表，近代，孙中山先生足当其选。”改为“个人的代表，马克思足当其选。”“胡东篱把酒黄昏后适失却有机的综合的精神”改为“胡东篱把酒黄昏后适已开始从革莫道不消魂命阵营后退，失却有机的综合和革新精神。” 又如《论哲学之战斗性与实践性》一文中，“唯实”一词全部改为“唯物”。 再如《听鹃集序》，“设砚北碚”改“移砚北碚”，“客里春残，仲言思苦”改“酒市春残，相如踪渺”，“未压归篷”改为“未压归装”，“剑北云峦”改为“渭北云峦”，“束装西上”改“策楚西上”，“每惹幽情”改为“长惹幽思”，“吊古今之战垒”改为“吊嬴刘之故垒” 如此种种，确非一般读者能为。难道这真是苏渊雷先生的亲笔修订？     二○○八年十一月十八日，我受邀参加苏渊雷学术研讨会。心想或许参加会议的专家能帮我解开这个疑团，便带着这本书去了。        会上与我相邻而坐的是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的季聪。他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是苏渊雷先生晚年弟莫道不消魂子。他拿着这本《钵水文约》，仔细端详了一番，兴奋地说：“这是老师的字，老师写的小字就是这样的。”还让与会的苏渊雷先生的女儿、孙子过来看。        《钵水文约》扉页印有一首作者书写的自题诗：“秦灰拔后意难断，血泪成书亦可珍。独愧定文侯雪苑，寒灯一夕付刊人。”落款：“丁亥仲夏，钵水自勉。”并钤有一枚苏渊雷篆字阴文方印。季聪说，这枚印原无，非印刷，为后钤。“此印是方介堪先生所治，我见时已缺一角。”原来如此。这书我翻阅多次却一直未留意此印为后钤。这应是一个重要的佐证。     我当即拿出会议赠送的《苏渊雷全集》核对，果然这本《钵水文约》所修改的与现出版印行的全集大多吻合。当然也有几处，作者后来再做了修改。如《听鹃集序》中，“束装西上”全集印为“脂车西上”，“每惹幽情”全集印为“长系幽思”。如《诗与唯物论之合抱》中，“他们有血有力，工作是永远的喜悦。”原已改为“他们乐观向上，工作是永远的喜悦。”全集恢复为“有血有力”。        一九五八年四月，年过半百的苏渊雷未能躲过那场运动，被错划为右莫道不消魂派。八月，奉命调往哈尔滨师范学院历史系。离沪前夕，苏渊雷作诗酬答诗友：“一春苦雨积苔阶，剩有骚心起病骸。萍聚十年轻远别，天高双鸟忽相乖。奇情早许玉川子，浩气同倾雪浪斋。不尽斯文风雨感，凭君秀句发清佳。”诗句浪漫。但苏渊雷未能预料此后政治形势急转直下。直至一九七一年，苏渊雷才被允从插队点退休回原籍平阳。一九七九年，复职华东师范大学。这本《钵水文约》应是在那段非常岁月所修订、所散佚。 苏渊雷先生是个乐天派，生平吃烟嗜酒，有“李白斗酒诗百篇”之遗风，常说：“三杯通大道”。尽管流落北地十多年，倍受煎熬，依然坚持创作，修订旧稿。五六十年代所撰“吾生已惯波三折，放眼乾坤日月长”“收拾名心归浩渺，他时一笑挹灵芸”等句颇可见其性情。 二○○八年是苏渊雷先生百年诞辰。故我请季聪为这本《钵水文约》题跋留念，他很动情：“天南地北，百岁之时获归故里，大缘也。”苏渊雷先生仲子苏春生教授亦记：“实属难得。”        而我手捧这本《钵水文约》修订本，除了赞叹大家之所以为大家的严谨勤奋之处，又不禁感慨中国一代知识分子在历史潮流面前为人为文之难。苏渊雷先生固然是热爱革莫道不消魂命、追求真理的，但这种修订何尝没有迫于形势之嫌呢。                          2009年8月31日

“书谱”是绿茶兄想出来的。他欲结集自己的读书文章，拟名《书谱》。我觉得这两字很有总结的意味，所以暂借作为“盘点2008年书业”的标题。  “谱”字本来就含有盘点的意思。如年谱、食谱，按《现代汉语词典》上的说法是：“按照对象的类别和系统，采用表格或其他比较整齐的形式，编辑起来供人参考的书。”它还有“大致的标准”的意思，比如“做事有谱”。 但事实上，不管是整个书业还是个人的书生活，近年来是越来越不靠谱了，越来越难以说出个所以然来了。 所以，我这个“书谱”是勉为其难，仅一孔之见。 在书业里的混的人，大抵都知道近年来的日子不好过，似乎书业早一二年就开始闻到经济危机和金融风暴的气味了。而2008年尤甚。纸价等原材料大幅上涨，人力成本增加。加上一段时期来，大众阅读趣味的分化，导致作家创造力的不受认可，使书籍的传播功能被受到严重质疑。真正的读书人觉得无好书可读，而作者队伍中自觉怀才不遇者亦大有人在。因此，在2008年，这种对立演变为出版社的谨慎，出版的谨慎，发行的谨慎。目前，还没有见到官方的统计，全年的出版数量是否有减少。但个人感觉，2008年新书品种明显降低，旧书新版现象不容忽视。 无疑，2008年是书业的谨慎年。或将还是转折年。中小民营图书策划和发行公司，在这轮经济风波中，遇到的困难是显而易见的，倒闭或者转行在所难免。贝塔斯曼在中国的倒下，已说明些问题了。若干年后，我们或许可以发现，书业在2008年开始了真正的洗牌。 2008年大事不断，真乃大喜大悲之年。书籍的杂志化倾向在这一年得到充分表现。不管是汶川大地薄雾浓云愁永昼震，还是北京奥运会，不管是美国大选，还是改革开放30周年，大量的新闻事件，提高了图书的时效性。但图书的阅读寿命也受到了影响。 “山寨”手机、“山寨”明星成为2008年热门话题。“山寨”图书何尝不值得一说呢？《沉思录》有四五个版本，《改变女人的一生》之类至少也有二三十种。图书的“李逵VS李鬼”现象和同质化竞争当然不是2008年才出现，但“山寨”概念运用到图书出版上，尤为贴切，它相比“山寨”手机、“山寨”明星不单是价格上的因素，跟风和低成本运作导致大量“山寨”图书出现，其本质是创造力问题。 就个人书生活而言，2008年我购买的新书可以说寥寥无几，这当然有个人阅读的谨慎的原因。但根本上讲，是好书不多。 三联书店出版的《听杨绛谈往事》是2008年为数不多的好书之一。虽然吴学昭的这本书的内容杨绛本人薄雾浓云愁永昼大多谈过了，但“改写”功力颇深。通过“听”，我们受到了感染，更受得到了启示。这应该就是好书最重要的品性。 还有一本《陈寅恪诗笺释》，也是印象很深的书。南方都市报曾刊登刘铮的书评，从“作为怪物的陈寅恪”、“ 作为文化史的《笺释》”、“作为暴力的阐释学”三方面介绍此书，其中一段这么说：“作为文化史的《笺释》，在轻重的分配、浓淡的挑选、疏密的布置上，与官方版本的诸种文化史迥乎不同，这固然与陈寅恪的个体属 ** 息相关，但从另一角度来说，也展现了文化史应有的深度与复杂度。或许，正是依靠陈寅恪的这对眼睛，那扭曲的历史才对我们理所当然起来，而我们一向以为的平滑顺当的历史其实是被调整过的。” 从个人的兴趣看，书话类书在2008年小有特点。世纪文景、三联书店引进几种外国书话很有质量，如《纸房子》、《夜晚的书斋》、《坐拥书城》、《藏书的乐趣》等。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上海远冬出版社各新出了书话系列。上海书店出版社“小32开”精装本系列，2008年又出版了十来种，使之规模更大。如果要提一名年度书人，我觉得策划此系列书的陆灏当为最佳人选。此君2008年重新启动了80年前的老杂志《无轨列车》，继而推出《人间世》，又在东方早报辟《上海书评》。从文汇读书报到《万象》，再从“小32开精装本”到《上海书评》，每到一处，总能吹起书界清风，很是难得，很是不易，堪称当今最有价值的书评编辑。 而前两年甚为火爆的百家讲坛系列，似乎也在2008年迎来转折。除“马未都讲收藏”外，别无亮点。当年媒体称易中天为“学术超男”，某种程度上得到印证。 心灵类图书虽然继承了健康类和励志类图书的业绩，但2008年缺乏领军人物，总体销售量有了提高，印象深的单品却不多。 再有就是引进版图书，不管是文学类，还是经管类图书依旧值得一提。        为了写好这篇盘点文章，我翻阅了自己的2008年书单，还有几大有影响力的书评或阅读周刊，绞尽脑汁，寻寻觅觅，但所获甚少。轰轰烈烈的2008年，对书而言只是繁华背后的那一屡平淡。或许，书又要开始回到书的本质了。        2008年12月22日  刊今日深圳晚报

想一想这30年曾经风靡一时的流行图书，用幻灯片的形式在脑海里快速地播放一遍。给人的印象似乎是，30年的大众阅读趣味一成不变。 时间再往前推，除去50年代到70年代，这20年的阅读颜色几乎是“全国江山一片红”外，大众阅读趣味与现在也几乎相差无几。 从改革开放初期的“琼瑶红”、“三毛热”，到当下的韩寒、安妮宝贝们的青春小说，语调变了，文字华丽了，爱情故事的主角的服饰变了，但主题几无偏差，读者的阅读感受是相同的，各自的读者群也差不多是一样的年龄。 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评书甚为流行，带动《说岳全传》、《杨家传》之类的读本的风行。这种趣味，何尝不是接上了旧时公案小说热的余潮。而在九十年代以后，这个风潮转变为“文化苦旅”和“百家讲坛”式文本的流行。不管是《杨家将》还是《品三国》，对历史的解读，往往是非学术，甚至是带有民族和个人情感的。正所谓是大众化解说。 即使这30年来，曾流行过黄皮书、灰皮书，流行过萨特、李泽厚，流行过王朔、王小波、余华……从表现形式看，很精英，但我以为，这种风尚和后来《细节决定成败》、《人体使用手册》等财经、健康类书籍的走俏，其阅读趣味是暗合的，都是一种自我救赎，不过前者强调精神，后者在乎物质而已。 而出版行为奉行的从来就是实用主义。虽然，它必须重视精神建设，但终归要符合经济规律。这30年来，前阶段的出版行为是偏向计划经济性质的，而后一阶段是明显向市场经济行为转变的，但这一切无可厚非。出版行为所处的环境不同，其走向势必会有所调整。多元化的意识形态环绕我们身边，出版走向也同样会迈向多元化。物质救赎成为个人成长的首要途径，未必能证明精神救赎的缺失。 我真正希望的是阅读意识一成不变，书与我们的生活同在，不管时代如何沧海桑田。 (刊深圳晚报11月24日)

想一想这30年曾经风靡一时的流行图书，用幻灯片的形式在脑海里快速地播放一遍。给人的印象似乎是，30年的大众阅读趣味一成不变。 时间再往前推，除去50年代到70年代，这20年的阅读颜色几乎是“全国江山一片红”外，大众阅读趣味与现在也几乎相差无几。 从改革开放初期的“琼瑶红”、“三毛热”，到当下的韩寒、安妮宝贝们的青春小说，语调变了，文字华丽了，爱情故事的主角的服饰变了，但主题几无偏差，读者的阅读感受是相同的，各自的读者群也差不多是一样的年龄。 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评书甚为流行，带动《说岳全传》、《杨家传》之类的读本的风行。这种趣味，何尝不是接上了旧时公案小说热的余潮。而在九十年代以后，这个风潮转变为“文化苦旅”和“百家讲坛”式文本的流行。不管是《杨家将》还是《品三国》，对历史的解读，往往是非学术，甚至是带有民族和个人情感的。正所谓是大众化解说。 即使这30年来，曾流行过黄皮书、灰皮书，流行过萨特、李泽厚，流行过王朔、王小波、余华……从表现形式看，很精英，但我以为，这种风尚和后来《细节决定成败》、《人体使用手册》等财经、健康类书籍的走俏，其阅读趣味是暗合的，都是一种自我救赎，不过前者强调精神，后者在乎物质而已。 而出版行为奉行的从来就是实用主义。虽然，它必须重视精神建设，但终归要符合经济规律。这30年来，前阶段的出版行为是偏向计划经济性质的，而后一阶段是明显向市场经济行为转变的，但这一切无可厚非。出版行为所处的环境不同，其走向势必会有所调整。多元化的意识形态环绕我们身边，出版走向也同样会迈向多元化。物质救赎成为个人成长的首要途径，未必能证明精神救赎的缺失。 我真正希望的是阅读意识一成不变，书与我们的生活同在，不管时代如何沧海桑田。 (刊深圳晚报11月24日)

如果不是因为贝塔斯曼的声名，关闭书店的消息怕是不会如此引人瞩目。这几年来，书店倒闭并不是什么新闻了。如果你是一个爱书人，可能这种观感会强烈些。在我们的城市，多一家书店，或许会增加那么一丝丝的文化气息。但事实上并非如此强烈。不要说关闭类似贝塔斯曼的36家连锁门店，就算关闭36家大规模的书城，在当今网络时代，我们的生活又会受多大真正的影响呢？偌大的中国书市，多这么36家小门店和少这么36小门店，实在是沧海一粟，无足轻重。所谓的文化产业就是如此脆弱。 把贝塔斯曼的倒下归结为不顾中国现实照搬西方模式、错误的运营模式、管理不善等等，这多少有点以“成者王，败者寇”的腔调来论事的味道。人们似乎忽视了这家创立于1835年7月1日，与维亚康姆、美国在线、新闻集团并称全球四大媒体集团的传统和智慧。先后投入4000万美元维护书友会，建立150人的呼叫中心，拥有储存800万拥护信息的CRM系统和自主开拓的物流配送体系，每月邮册耗资300万元人民币……你可以当它是一个失败的运营模式案例，也可以视之为它的敬业与投入。 贝塔斯曼在中国的倒下，实在有些悲壮的意味。它倒在了一个阅读趣味渐失的时代里，它倒在了一个垃圾信息充斥的环境里，它倒在了一个文化失位的国度里，它倒在了一个急功近利的市场里。书友会，曾经多么美妙，让人充满想象的意境，如今已成幻影，除了在网络和短信里追逐刀光剑影、声色、财富，还有多少人愿意静心捧读书籍，与智者对话，过滤生活的浮燥。书已经失去了书的味道，阅读也不是因为被美和情操所吸引，那么书友会注定是要倒下的。这并非贝塔斯曼本身之过。 自1995年贝塔斯曼进入中国以来，从成立书友会到开通书友在线，再到涉及出版与开设书店，在当时，每一步都被视为文化体制改革的深入。殊不知，每一步都是无奈的举措、美丽的错误。中国的文化体制确实让贝塔斯曼们水土不服、受制不少。此次贝塔斯曼没有寻找下家，直接采取关闭和解散的手段，真乃有壮士断臂之气魄。试想，中国的大多数出版社如果不是靠国家补贴和独享书号资源，不知道关闭多少家了。但事实就是这么残酷，倒闭的是贝塔斯曼，而不是它们。 从此中看出，中国书业危机四伏，并非耸人听闻。行业上游的出版社忽视内容制作的向上，而一味迎合读者的口味粗制滥造。处于行业中游的经销商盲目杀价并滞留书款，把资金风险堆积在上游，造成了图书结帐不规范行为的恶性循环。下游的读者一方面无好书可读，一方面又为低俗之风推波助澜。 出书供过于求、库存严重积压、不知读者是谁、书店销售大不如前……出版大崩溃已有日本的前车之鉴，那么中国的书业呢？ 但愿，贝塔斯曼在中国的倒下能真正被我们当为警钟，静心思考从表到质的问题，让理想再前行一步。   二OO八年七月十四日